当性别变成命运 (第2/10页)

后，满脸欣慰的目送他们走进属于我们的明天。

    目前来看一切都很不错，不仅重建速度和质量达到预期，女性就业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四（以农牧业为主的边远地区女性暂时未被记入其中）。连生育率也超过目标百分之十二。卡季卡感慨说短短三十多年前，女性就业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四，且不能参与大多数工作。就连少数几个像她这样的女医生薪水也不过男人的四分之一，甚至八分之一。

    “战争凝结的姐妹会”，女性史学家将这样称呼我们。而敏思基敬重的国立大学历史教授则会酸涩的讽刺我们为“战争投机者”。

    说回到瓦尔塔扩张。拉瑙卡和周边城市一共大大小小五个改造中心。分别是洛兹劳动营，莱维夫劳动营，第三政治改造中心，瓦尔塔，和一个我老是记不住名字的少年矫正院。为了方便管理，在其他城市的重建工作完成的七七八八之后，政府开始逐渐将战俘遣送到瓦耳塔里。这样的规定蕴含着若有若无，甚至带着诗意的残忍。他们不断地工作，把生命倾注在米加斯的土地上，却离故乡越来越远。我们从不曾许诺任何事儿，大多数人甚至还没服够他刑期的十分之一，随着大部队北迁，一场绝望悲哀的死亡长征开始上演。

    他们排成四列，因为天气越来越冷被特许在囚服外裹上洗的破烂的军装，幸运儿甚至能弄到一块儿布裹住脸，御寒也遮羞。米加斯的军官骑马，机动部队搬出摩托和装甲车，甚至还有四辆坦克，像仪仗队一样雄赳赳气昂昂的走向瓦耳塔。根据礼仪手册上要求，排头的是礼仪官，军乐队和执旗手，紧随其后的指挥官骑在马上，闪亮的军靴咔哒作响。通常一个监狱部队会有三到四面旗帜，分别是米加斯国旗，监狱指挥官的部队旗帜，拉瑙卡地方旗帜和某个打败过这些俘虏的军队旗帜。负责押送的军官用鹰隼的眼睛紧紧盯住部队里每一个战俘，时不时用鞭子在空气中打出音暴。这是一场胜利庆典，路边挤满围观的群众，孩子骑在母亲脖子上翘首以盼，人们甚至会随着音乐打拍子，急不可耐的想从侵略者如今狼狈的模样里寻点乐子。第三政治改造营喜欢收藏老旧版画的政治委员纳敏·丘里耶娃甚至别出心裁的将一个中年战俘拴在马边游街示众。他是个孱弱的蓝眼睛男人，金发白了大半儿，头低垂，下巴顶着胸口，双手和脖子被铁链连在一起，被迫保持着半举手的姿势，因为赤足被磨出鲜血而步履蹒跚。男人的臀部光滑白皙，后背却布满累累鞭痕，连脚踝也带了重铐，比肤色略深的疲软yinjing随着动作在两腿间毫无气派的晃动，像被绞死的宪兵尸体－－和所有政治犯一样，他也被割去包皮。战俘两腿和胸口脊背一片污秽，有尿液也有愤怒的路人投掷的泥巴，在血的助力下凝结成可悲的痕迹。这场游行对他来说一定分外耻辱，因为他始终保持着双手张开的姿势，笨拙地想用修长的手指遮住自己的面孔。然而镣铐太紧，他只能寄希望于被留到颧骨的刘海和因此努力把头低下去，即便项圈会叫他窒息充血。丘里耶娃很懂如何满足民众的期待。她让马走得很慢，时不时用力一拽，让囚犯猝不及防的仰起头，痛苦地向前倾。这一戏剧化的举动不仅引起民众的喝彩，还满足了拉瑙卡地方日报记者瓦西里·尼诺夫先生贪婪的镜头。他抓拍到囚犯完整的，写满痛苦的脸，占据大半个报纸版面，配文则是一个巧妙的双关“小看米加斯的路德维希·温特输的脸底裤都不剩”。卡扎罗斯的温特长官大人曾在占领期间担任了数年的拉瑙卡执行市长，凭借那张优雅漂亮的脸和好大喜功的恼人个性引起诸多不满。他最有名的照片大约是在初来拉瑙卡冬天，他像好战的公爵一样披着昂贵的毛皮大衣，上面缀满镶有宝石的珐琅徽章，胸前斜挂着一条花纹繁琐的蓝色绶带。身下的黑色的坐骑也被打扮成差不多的模样，笼头上装点蓝色缎带，黑色毛皮油光水滑，和从两侧垂下的军靴融为一体。“玩偶市长”，拉瑙卡人私下里讽刺他。那时的温特风光无限，要求整个拉瑙卡的居民都被驱赶到路边，在瑟瑟寒风中欢迎他们新的主人。现在他走在同样的路上，只是换了身份，再也无法抬起头用下巴看人，而是如丧家之犬一样夹起尾巴，冻的鼻涕都要流到嘴唇。

    没有什么比看到敌人的惨状更让人确定自己的胜利了。我想这就是大多死刑判决都在把战犯吓尿之后被改成终身监禁的原因，他们要成为活的丰碑和纪念，关于战俘的每一条消息消息都是打在卡扎罗斯脊背上响亮的鞭子和送给米加斯的喝彩。我们赢了，彻彻底底的赢了，纵是伤痕累累，也让对方付出惨痛代价。诚然，敏思基那样的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会质疑我们的做法，认为我们实在太过残忍。然而就像敏思基从不考虑自己丰厚的薪水到底从何而来一样，大多是反对者在意识到战俘作为免费劳动力到底能为经济复苏做吃怎样的贡献后都会选择沉默。眼下唯一需要担心的只有两个问题，一，该如何让劳动力变成“可持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