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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她名下有些什么，做了哪些生意，是赚了还是赔了，一项一项列得清清楚楚。

在那些文书上，她总会看到唐竞的签名，但除去签名，就再没有任何一个字与他这个人有关。

她在大学读书的头两年，占着抵制日货的好处，且又是棉花丰收，原棉价格便宜，华商纱厂的机织棉纱尤其好销，他确是替她挣了许多钱，一笔一笔全都汇到吴先生替她在瑞士开的账户上。

周子兮看着那些不断往上攀升的数字，起初毫无感觉，后来慢慢品出些味道——他这是不打算叫她回去了。

又过了一年，东三省事变，消息传到上海，数日之内，拒货运动便发展至最高潮，日本棉纱的交易基本停滞。不少报纸因此对华商纱市的前途十分乐观，宝益便也照着原先的老规矩，打算跟着其他纱厂一起扩大生产。

但周子兮却收到一封上海发来的电报，是唐竞发来，说他与高经理意见相左，向她讨一个主意。

在那封电报中，原因与结论阐述得很是周详：近日华纱好销，只是因为日本纱厂的棉纱一时无以为代，所以才会感觉供给缺乏，但东三省市场已失，中原又闹水灾，一般需要及购买力之减退殊无疑义。再加上中日中间极有可能发生的大战，国内经济状况必有特殊之紧缩，固建议不要跟进增产，甚至趁此机会卖掉一部分机器。

这恐怕是几年以来她唯一一次直接收到他的消息，因为事出紧急，没有去日内瓦转一圈再到她这里，却也只是一段机打的文字，最后留的是鲍德温事务所的名字与地址。

周子兮看得好笑，他唐竞似乎真的只是一名替她家处理财产事务的律师，除此之外，与她再无任何干系。而且，还是个极其懂得分寸的好律师，挣钱的主意他都自觉替她拿了，碰上要卖家当，却知道来先问过她。

可笑着笑着，她又落下泪来。

那个时候，开学不久，她才刚从日内瓦回到里昂。对于她来说，日内瓦是热闹的，吴先生在那里，公使团的同事也在那里。而且，那个夏天，沈应秋也来探亲。难得中的难得，她这人一个亲近的女朋友都没有，与沈医生倒是一见如故，十分谈得来。

后来，她才知道沈应秋是孤女，从小在法租界的教会女童院长大，后来考到法文学堂的奖学金留洋。她们之间的这份一见如故，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再回到里昂，却是截然不同。同住的女学生恰好已经毕业归国，房子里空出一间屋子，周子兮又是一个人，住在那间五层楼上的公寓里。

“你这是怎么了，亲爱的？”只有帮忙打扫房间的法国老太太看见她哭。

“是我先生发电报过来。”她抹去眼泪回答。

“哦，你想念他。”老太太笑起来，十分理解。

她也跟着笑，点了点头，却在心里回答：可是他并不想念我。

次日，她便回了电报过去，停工，卖厂，一切由他全权做主，今后再有类似的问题，也不必特地拍电报来问了。

至于结果如何，她其实并不在乎。工厂卖掉之后，她在上海的东西便只剩下周公馆以及其他几处放租在外的房产，等她大学毕业，大约也被他处理得差不多了。到了那个时候，她就真的没有必要再回去了。

这一招釜底抽薪实在高明，可她又挑不出他的错来